朝阳是一座历史名城，自西汉起就设置了郡县，朝阳古代文化源远流长，“鸽子洞”古人类遗址证明，早在 10 多万年前朝阳大地已有人类祖先繁衍生息。境内牛河梁遗址，证明这里早在 5000 年前就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型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多年。近年来，在朝阳境内发现的鸟化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大量发现的一亿三千万年前的鸟化石，填补了世界生物进化研究的一项空白，它证明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鸟类的祖先是在中国，在辽西的朝阳。朝阳人杰地灵，数以百计的宝塔古刹点缀着山河大地，使朝阳充满古文化的深邃魅力。 　　朝阳的历史文化在辽宁省以至于国内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独特优势。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朝阳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朝阳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喀左县水泉乡大凌河畔发现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北部最早的古人类聚居地。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表明，当时的远古人类在这里已经从事狩猎、采集并用火熟食，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在今建平县发现的古人类上臂骨及肱骨化石表明，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了与现代人体制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 据1979年喀左东山嘴祭坛和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生活在朝阳大地上的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已迈入人类文明社会的门坎，出现了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从积石冢群出土的大量精美彩陶和以玉猪龙为首的玉器看，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审美意识都达到了相当的文明水准。朝阳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遗址的发现，有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从而使朝阳地区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推前了1000多年。

东北最古老的历史名城

　　朝阳历史古城的发展及其地位，标志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独特的历史优势。位于朝阳城东南郊的柳城历史久远，战国时，燕置塞上五郡，柳城属辽西郡。至汉朝时，柳城已成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后被三郡乌桓据为统治中心，曹操北伐乌桓曾挥师柳城，可见柳城在秦汉时期已成为东北重镇。公元342年，前燕王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 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立国88年期间，龙城为三燕都城达52年之久。一座繁华的都城——龙城也成为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

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朝阳古称塞外辽西之地，由于地理位置处于中原通往东北的古代交通要衢，历史民族活动方面处于中原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互相交流及融合发展的纽带地区，因此中原历代王朝都在此设边关重镇，而东北各族入主中原时也要把这里作为必争之地，使朝阳成为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隋唐时期，朝阳为营州，被称为“隋唐王朝的中央政府与东北各族往来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各族继续统一和推行封建制度的前沿阵地。根据战争的需要，还开通了中原到辽西的营州古道，从营州可到辽东、朝鲜、日本，使营州的经济文化产生了交替繁荣的局面。而辽西营州也成为盛唐文学经常描写的边塞题材之一。 　　辽金元时期，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族于中国北方迭起兴盛时期，而地处辽西的朝阳地区，也成为这些北方民族与中原两宋王朝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明清时期，朝阳仍为重要建置之地。清朝时，朝阳为清帝东巡的要路驻跸之所，也是清政府借地养民屯兵蓄锐之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曾从朝阳调集蒙古骑兵开赴沿海口岸驻防。尽管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与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朝阳作为塞外战略要地的作用也相应转移，但历史上多次成为辽西以至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事实，却使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永存史册。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交融之地

　　朝阳在历史上是中原各族与东北各民族交流的纽带地区。隋唐时期，朝阳是多民族聚居交融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曾在朝阳境内居住的民族有契丹、突厥、室韦、奚族等。由于隋唐多次大规模东征高句丽，中原汉族随之大量涌入定居。 　　辽金元时期，北方三大族系——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兴盛发展，都将辽西作为重要基地，因此地处辽西的朝阳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多民族交替融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明清时期，朝阳辟有蒙古王公封地，因此居住着大量蒙古族。这时期中原汉族因移民垦荒也大量迁入，且渐居多数。清代以后，由于民族分布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迁移事件，民族分布状况趋于稳定，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朝阳民族分布的基础。

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历代社会变革中，朝阳人民都以坚苦卓绝的精神推动了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近现代的革命斗争中，朝阳人民以英勇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清朝末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阳人民，不堪屈辱，不畏强暴，同封建王朝、官府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1836年至1911年的70多年间，朝阳地区爆发了十几起规模较大的民众武装起义。1861年，朝阳县李风奎率部分挖金工人和破产农民起义攻入县城，连破凌源、赤峰，震惊清廷。1900年，朝阳县铧子沟邓莱峰为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侵略压迫，组织了联庄会并成立了“抗洋会社”民众武装，与外国侵略者和腐败的清政府军队进行浴血奋战，最后英勇就义。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重重盘剥百姓，1915年至1917年间，朝阳地区连续发生了建平侯文广、朝阳赵子馥、北票高振英等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捐斗争。1922年，凌源县张明久领导的武装抗捐斗争持续8年之久。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朝阳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特别是1925年中共热和工委建立后，以热察绥早期党的领导人陈镜湖为首的共产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朝阳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有了迅速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朝阳人民不畏强暴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争。日本侵略者在侵占热和的进程中，首先受到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沉重打击。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北票的兰天林部、朝阳的刘振东部、喀左的李天德部和郭文连部、建平的高体乾部等抗日武装，如尖刀直插敌人心腹。朝阳县石明信沟人民屡遭洗劫英勇不屈，坚守故土不容侵犯直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朝阳再度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场。战斗在朝阳地区的党政军民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浴血奋战，为解放朝阳、解放全中国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进程中，朝阳地区涌现出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出生于建平的陈镜湖，是从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即已参加革命的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内蒙古特委书记等职，为抗日救国献身而被称为革命先驱。出生于朝阳县的赵尚志烈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将领，他智勇杀敌，令敌闻风丧胆，名震四方，被誉为“北国雄狮”。出生于朝阳县的刘桂伍烈士，在西安事变中为抗日救国荣立“捉蒋”首功，后奋战抗日疆场壮烈牺牲，成为全国人民敬佩的英雄。此外，出生于朝阳县的孟广忠、出生于建平的张耀华、出生于凌源的马瑞馥、出生于喀左的莫德、杜根德、出生于北票的张振堂等革命先烈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英勇献身，他们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

　　朝阳的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民间性、民族性、民俗性、地方性的特点，形式纷繁，历史久远。 　　古老传统的泥塑、石刻、木雕艺术一直在朝阳流传，并有新的发展。民间艺术巧匠在复修佑顺寺、惠宁寺、天成观等工程中，显示了古老绝技，其雕刻之精胜过往昔。民间雕刻、泥塑既继承了民间传统，又增添了新的科学技法。 　　刺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朝阳民间刺绣，据考古发掘，于唐、辽、金已形成了独特风格。朝阳民间刺绣以服装、枕套、台布、门帘、鞋袜等日用品为主体，内容分为花、草、鱼、虫等门类，技法细密，色彩鲜艳，典丽端庄。 朝阳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宋代。民间剪纸内容广泛，以民间剪纸艺人自选题材为主，以传统题材最有特色，历史传说、神话和戏曲剪纸也颇有佳作。朝阳的剪纸艺术融化“冀”、“鲁”简练淳厚的韵味，又汇集江南明快、纤巧的情致，染上朝阳的山水风光，形成了独特风格。 　　朝阳的表演艺术不断发展。京剧于清朝末年传入朝阳地区；二人转艺术也于清末传入朝阳地区，成为朝阳地区主要的曲艺形式之一；朝阳的评剧艺术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话剧艺术于20世纪40年代传入朝阳地区。朝阳的传统戏曲有着广泛的影响。到60年代，朝阳的戏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誉为辽西的山里红派。在戏剧创作实践中，成长起了山里红派作者群。在戏曲革新方面，遵循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突出了辽西山里红派的艺术特征，从剧作到演出都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皮影戏源于冀中，在朝阳民间流传历史久远，形成音调高亢、柔美、风趣活泼的风格。如今的皮影扩大了幕面、改进了灯光，利用种种现代手段，把神话故事表演得异常精彩。 朝阳的民间文学底蕴丰厚。在多民族的朝阳，民间神话传说犹如绚丽的珍珠，让人挖掘不尽、采撷不完。这块浸透着古国文明的大地也哺育出了文坛上的几位杰出人物。1837年出生于北票下府的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著述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史巨著，被称为“蒙古族的曹雪芹”。出生于凌源万元店的蒙古族风俗学家、思想家罗布桑却丹，于民国初年著作的《蒙古风俗鉴》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1847年出生于建昌的画家张 晋，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国画，艺术造诣高深，流传很广。这三位名家被称为朝阳文坛“三杰”。在现代文坛上，以玛拉沁夫、胡景芳为代表的朝阳籍作家也占有一席之地。